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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1621～1662) 明末清初大西农民军领袖之一，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陕西绥德人，家世务农。崇祯三年(1630)，年方十岁的李定国就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受到张献忠的喜爱。同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一起，被养为义子。后数年，李定国随张献忠起义军转战于秦、晋、豫、楚，临敌陷阵以勇猛称，又喜读兵法、《资治通鉴》诸书，在军中以宽慈著。
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每次临阵必披坚执锐，逐北不置屡立战功。二十岁，单枪匹马射杀明军上将“神弩王”张令。二十一岁，带二十六骑兵奇袭襄阳，擒明朝亲藩襄王。二十四岁，张献忠称制，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为义子，封定国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后李闯攻陷北京，清兵乘机入关。江山狞沦，张献忠转而抗清，顺治三年，失利而死。定国随孙可望领余部转战滇、黔，以昆明为中心建立新政权，孙可望被推为国主，定国称安西王。
可望本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地位相当，入滇后虽称国主，但定国、文秀等手握重兵，尤其定国性情倔强，遇事常生争执，故有隙。顺治五年，可望借故缚定国于演武场，杖责过百;后又相抱持而哭，命定国取沙定洲以赎罪。定国心中愤懑，但为了大西军内部团结，忍下屈辱，历时三月，平定作乱的沙定州，稳住了云南的形势。
南明抗清节节败退，岌岌可危，孙可望着眼全国大局，为挽回颓势，决定联合南明，领兵出滇，赴前线抗清。同时，为名正言顺的统辖李定国、刘文秀，可望上表朝廷，请封秦王。李定国直朴，初遣使请封时，不悦道：“我自为王，安用请?”后几经反复，终获南明封爵后，又道：“若是，则为朝廷官，不再作贼，勿反复也!”
顺治六年，孙可望以李定国、刘文秀为先头，武力收编了南明永历朝廷残存的地方割据武装，收复贵州全省及四川部分地区。可望严明军纪，一致政令，使西南地区的抗清力量重获统一指挥。而严整吏治，恢复生产，安抚人民，招徕商贾等举措。也使饱受战乱摧残，丧亡殆尽的川、贵百姓重焕生机。
顺治九年，后方已定，孙可望遣李定国东攻湘桂，刘文秀等进军四川。既受命，定国约法五条：不杀人、不奸淫、不抢财货、不宰耕牛、不放火。挥军入湘，收复大批州县后，又利用清定南王孔有德的骄横轻敌，奇兵下桂，五月，败清军，两夜下武冈、克宝庆，势如破竹。六月，夺取全州。孔有德闻报大惊，亲领桂林守军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扼险拒守，被定国军击败，浮尸蔽于江下;傍晚狼狈逃回桂林，紧闭城门。
六月三十日，李定国大军将桂林围得水泄不通，四日中午，攻破武胜门，清军不敌兽散，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已矣!”遂在王府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及掠得的珍宝付之一炬。其妻白氏自缢前把儿子托付给一名侍卫，嘱咐道：“侥幸活命，便叫他出家。不要学他父亲，作贼一生，落得今日之下场。”接着，李定国麾下各部乘胜南下平乐，收复柳州。其亲镇桂林，颁布政令，稳定局面。
八月，整顿稍定，定国挥军进攻梧州，守将不敢迎战，逃入广东乞怜于平南王尚可喜。十五日，明军收复梧州，广西全省均告平定。广东清军极为恐慌，与广西接境各部纷纷弃城撤往肇庆。定国欲待广西局面稳定，即进逼广东，收复失土，却逢满清亲王尼堪率八旗精兵南下援湘，可望唯恐有失，调定国北上抗敌，定国离开广西后，因兵力淡薄，匡复之地复陆续被尚可喜夺回。
十月三十日，李定国部进抵衡阳。十一月十九日，尼堪军至湘潭;明将马进忠引部众退宝庆。二十一日，尼堪自湘潭起程，次日进至距离衡阳三十余里处。李定国派部将领兵佯攻，随即后撤。尼堪骄心自用，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即兼程追袭，次日天色未明已至衡阳，与李定国大军相遇。
定国见尼堪轻进寡谋，遂事先埋伏重兵，命令前线将士对阵时稍一接触即佯装不敌，主动后撤。尼堪“乘胜”追击二十余里，陷入埋伏。定国一声令下，全军出击，杀声震天，势如潮涌;清军仓皇失措，迅速被明军击败，主帅尼堪毙命于混战之中。军士割下其首级向定国献功，全军欢声雷动，齐唱满江红，时人有诗曰“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勇败八旗，克毙敌酋，定国军名扬天下。
清军不敢再战，垂头丧气的退往长沙。衡阳大捷，粉碎了八旗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清朝官员中有人号天大恸，称“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连顺治也悲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清廷上下神情沮丧，士气低迷，致力抗清的乡绅义士则大受鼓舞，他们重新唤起兴复之希望，欣喜欲狂、奔走相告。许多退入山区的明朝残兵败将和隐居乡间的官绅更闻风云集，共勷盛举。加之孙可望不久前亲自挥军攻克辰州，若两军合力，天下一心，隐有北进中原，匡复山河之势。
然而，就在李定国连歼清朝二王，复地千里，军威大震之时，身为南明永历王朝实权者的孙可望非但不趁机出兵，收复失土，反而愈加妒忌，认为定国功高震主。当初，定国攻克桂林，送到贵阳的缴获物品中鲜有金银财宝。孙可望听信小人之言认定李定国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分赏将士示恩于下。衡阳之战，孙可望不派兵支援，却仍获大捷，到击毙尼堪的消息传来时，孙可望妒火中烧，决心除掉定国。
他假意派人至衡州慰劳，封定国为西宁王，李定国道：“封赏出自天子，今以王封王，可乎?”拒不受封。可望更怒，唯恐楚粤人心尽归定国，遂召其归。定国未应。十月，可望出兵沅江，连续下书七道，催定国至靖州相会，图谋害他。刘文秀之子不忍，密书举发可望阴计，令定国切勿前来，枉送性命。
定国行至武冈州，见书，不胜愤慨，他原希望孙可望率部由辰州东进，同己部合击湖南清军，若能全歼该军，势必使满洲八旗实力大损，远近闻风丧胆;然后会合夔东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东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如今知可望不顾大局，蓄意害己，不由心灰意懒，他对部下将领说：“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艰，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本欲共图恢复，今忌我如此，安能成大功乎?今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遂率军撤入广西，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
李定国撤兵不久，清兵反攻，孙可望战败，两军相持于靖州、武冈一线，本来复湘的大好局面化为乌有。定国与可望二十年的兄弟情谊烟消云散，联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也成昙花一现。若干年后，大儒黄宗羲追忆往事，仍恨恨不平，叙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
在明末所有将领中，只有李定国指挥的野战军，组织大规模运动战和歼灭战，敢和十万八旗劲旅死磕，打破满清“八旗兵满万不可敌”的神话，这源于他高超的军事指挥天才，以及无与伦比的自信和勇气，当世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名副其实的天才军事家。
孙可望排除异己的做法，打乱了定国并力恢复湖广然后东进的计划，他只好另辟蹊径，联络郑成功夹取广东，共图兴复大业。顺治十年二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占领战略要地梧州，接着出师广东。三月十四日攻占开建和德庆州，二十五日进抵肇庆城下。定国一边联络郑成功，一边分兵占领四会、广宁。
李定国大军入粤，使两广地区的抗清力量受到鼓舞，纷纷起而响应，配合作战。二十六日，李定国亲临肇庆城下，全线强攻，明军架梯攻城，挖地道入城。不日，城内城外，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清兵始终据城顽抗，迟迟难下，数日后，尚可喜亲率主力赴肇庆支援，由于援军迟迟不至，尚可喜得以全力对付李军。
四月初八，他下令从东、西炮台各凿一侧门，出其不意地冲出城外夺取李军所挖地道口，随即放火熏燎地道内隐藏的李军，死者不知其数。李定国被迫离城五里下营。尚可喜趁明军立足未稳之际，再派主力由西、南两门出攻李定国设在龙顶冈的营垒。一番苦战，明军败。李定国强攻肇庆不果，原寄希望的郑成功等军又杳无消息，他审时度势，决定主动撤回广西。
肇庆战役失利后，李定国并未气馁。他总结教训，肯定东、西夹攻，恢复广东是南明中兴的最佳战略。因此，他酝酿再度发动广东战役之时，多次派使者前往厦门同郑成功联络，最终决定由定国出广西走陆路，成功经潮惠由水路，并力进取广东。加之永历朝廷诏敕两广明军、义军，全力配合。一时间，南明复兴重新燃起了希望。
顺治十一年二月，李定国聚集全部主力，由广西柳州出兵入粤，临行时，定国踌躇满志，他召集诸将，慨然道：“诸君平日仰慕文山、世杰诸公之忠义，而今之势恰如宋末，驱除鞑虏，以身报国，只在今日，盼我等追先烈之遗志，毋得其憾可也。”定国军南出横州，经广东灵山取廉州府，下高州、雷州。广东各处义师群起响应;清平、靖二藩和督抚标兵不敢迎战，龟缩待援。李定国再派使者往厦门督促郑成功率主力入粤，会师新会。
李定国东出两粤，查继佐曾作“歌一匡”：墨子叹息,以粤为国。
晋王曰:不然,一匡天下,战胜数千里,檄试诸儒雅,并及天下流域者。今日衡文昨跨马,倾国风流应独写!此时臣心最欢，可痛饮一石也!
李定国挥师入粤，一心报国，郑成功却患得患失，空言应付，定国占领高州府月余，仍没得到郑成功出兵夹攻的消息，故于四月再派使者致书成功，信中透彻地分析了战局态势，称中兴之望在克广东，广东克，则全局皆活，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均可势如破竹，而复广东之关键在克新会，新会是广州南面重镇，克新会，可乘势攻克广州，恢复广东全境便指日可待。
但新会地区水道纵横，虽有广东义师水军接应，却没有把握在该地击溃广东清军，若成功率主力相助，则必可大功告成。定国词真意切，望眼欲穿，成功却拖了两月有余，才使人回报，虽反复强调出兵之诚意，却不约定具体日期。
定国不快，致书指责成功虚戴永历名号，不以君命为意;并劝他以抗清复明之大业为重，不要过分计较个人得失。这封信发出后，定国仍不放心，又以极其恳切的言语写了一篇短笺：“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即示以的。不谷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
六月，定国按既定策略，遣所部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发，不料突染重病，只好暂住高州修养。主帅不能随军，郑军迟迟不来，加之清军深知新会之重要，重兵布防，故战争初期极为艰苦。直至八月间，陈奇策所部水师才进入西江，攻占江门，控制了广州地区的出海口，也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
十月初三日起，李定国亲统大军号称二十万猛攻新会。明军先后采取挖掘地道、大炮轰城、伐木填濠等战术进行强攻，皆因守城清军负隅顽抗，未能得手。十一月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统兵从广州来援，却顿兵于三水，等待清廷所遣满洲军队。
新会被围困日久，粮食告罄，城中清军搜粟民家，子女玉帛，恣意卷掠。民皆绝食，掘鼠罗雀，食及浮萍草履。至腊月初，清兵断粮，开始吃人，一时间，平民、举人、贡生、生员等皆成砧上之肉。残骼委地，不啻万余，惨不忍睹。《新会县志》记载“自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
十二月初十日，清廷靖南将军朱马喇等率满、汉兵长途跋涉来援，此时新会已危在旦夕。清兵休整三日，会同平、靖二藩军队在新会城外向明军发起总攻，四天激战，定国苦苦支撑，他热切期盼的郑家水师终于还是没有来。十四日，明军全线溃退，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跟随撤退，定国安抚难民，哭号失声。
清军趁胜追击，李定国主力二十四日退到高州，二十六日晨撤回广西;留部将阻滞清军，次年正月也被迫撤回广西。明军收复的广东州县和广西部分地区重新沦入满清之手。李定国精心筹划的恢复广东、进取江南战略完全失败，此后他再无力量和机会进入广东，南明复兴的希望顿成泡影。
李定国两攻广东，为反清复明，披肝沥胆，忠贞不渝。孙可望却在此期间加快了夺权的脚步，永历帝受他逼胁，处境非常困难，一再派使者携密诏让李定国领兵迎驾。定国深知永历朝廷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抗清事业的成败，他本想同郑成功会师收复广东，既可扩大南明控制区，又可借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等闽、浙拥明实力派扼制孙可望。
李定国给郑成功的短笺中提到：“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正是隐望联合郑成功等共扶永历。可惜，由于郑成功的私心自用，新会之战定国大败，联合“东勋”共扶明室的希望彻底落空。他便想凭借本部兵力亲赴安龙营救永历帝朱由榔。部将恐与孙可望反目，凶多吉少，故多劝定国从长计议，不要前往。
定国道：“今可望上欺天子，下凌群臣，专横跋扈，奸佞堪比曹马，忠义之士莫不怒欲诛之，况我自比关张，岂有主请而不救之理?”于是，抽调精锐，突破孙可望重重防线，于顺治十三年正月进抵安龙，举城欢声雷动。入城朝见时，永历帝道：“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定国激动得泪流满面，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乃不惟不副臣愿，且重贻陛下忧，至万死无能自赎。”
新会战役中损兵较多，贵州又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李定国经与诸将议，决定移跸至昆明。三月二十六日，永历帝进入昆明。有明一代，云南乃偏远之地，见“真龙天子”驾到，昆明百姓皆遮道相迎，甚至有望之泣下者。朱由榔非常感动，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觇。”整个昆明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里。定国和文秀决定暂时把云南贡院作为永历帝的行宫，视朝听政。永历复行皇权，封李定国为晋王。
永历朝廷移跸昆明后，将孙可望的眷属礼送回贵阳，并敕诏可望，若幡然悔悟，则地位仍在定国、文秀之上。定国也亲自修书，希望可望“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同心释忿，共济国难”。但是，权欲熏心的孙可望执迷不悟，认定定国等人在背叛他，想抢夺他的权力，于是，他擅自封王封爵，拉拢人心，于顺治十四年八月悍然调兵十四万进攻昆明。定国、文秀当时兵力不满三万，孙可望以为胜券在握，狂妄的命人预制扭锁三百副，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
孙可望自以为计划周全，万无一失，却不料他出兵讨伐永历帝和李定国根本师出无名，部将心中大都不以为然。原大西军系统的将领白文选等人与李定国长期同甘共苦，不愿自相火并;而由南明军改编的诸将又心向永历。于是，白文选私下同南明旧将约定阵前反戈，文选还以视察前线为名亲自驰入定国营中通报消息，希望定国火速出兵，稍迟则恐有变。李定国有些犹豫，但当时风闻孙可望有奇兵奔袭昆明。于是下定决心，传令各营十九日出战。
天还没亮，双方交战于交水三岔口。对阵之初，定国部前锋失利。可望立于高阜观战，见已挫定国锐气，即命诸营乘胜前进。白文选见形势危急，亲率五千铁骑冲入南明旧将马惟兴营中，二军联合抄可望后阵，连破数营，定国、文秀趁势挥军进击，可望军大乱，将士大呼：“迎晋王!迎晋王!”十几万大军顷刻瓦解。
孙可望见形势陡变，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沿途各守将俱闭营不纳，所经城门皆闭，呼之再三，仅垂大筥盛壶飡饷于可望;逃回贵阳时，留守大将冯双礼也已改弦易辙，可望怒斥道：“汝为部将，何敢叛我?”双礼道：“汝敢叛天子，吾何有于汝乎!”于是，曾不可一世的“国主”，变得众叛亲离，成了丧家之犬。
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向清大元洪承畴投降。清廷封他为义王，待遇优厚，可望受宠若惊，把云贵的地形地貌、军事部署如实报告给清廷，并建议大举进攻云贵。顺治十五年，清军三路大军进逼云贵时，大肆利用孙可望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导致明军节节败退，不少原大西军将领倒戈投降。
可随着西南战事顺利，孙可望的恩遇也渐渐走到尽头，顺治十七年，孙可望暴毙，死因不明。可叹孙可望一生钻营权力，不惜做了民族败类，最终还是落得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后世有欲卖国求荣、认贼作父者实应以此为鉴。
孙可望降清，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存亡之际，李定国竟为“整顿”内部把刘文秀等久经战阵的大将调回昆明，削弱了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御力量，间接使刘文秀郁郁而终。同时在人事任用，军队部署上也连续犯错，导致明军不断兵败，沦丧贵州全境，令清军直扑昆明。
举朝惊惶失措，纷纷指斥定国弄权误国，残害忠良，定国悲愤的说：“兵败至此，固难辞其咎，然自受封晋王，我立志于摧大敌、扶弱主、垂名于万世!何有一日贪私?我之忠心，唯天可鉴。”悲愤之余，定国上表请求免去职务，永历帝加以安抚，降三级，但仍掌军权。
清军节节逼近，昆明危急，定国本想迁都至四川建昌，避开清军主力，转入敌后，会同夔东十三家的军队另创局面。可惜，又为奸臣蒙蔽，错误的选择了退守滇西。此举让南明军彻底失去了斗志，军心涣散，撤退时组织零乱，不少部队投降了满清。
孙可望降清，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存亡之际，李定国竟为“整顿”内部把刘文秀等久经战阵的大将调回昆明，削弱了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御力量，间接使刘文秀郁郁而终。同时在人事任用，军队部署上也连续犯错，导致明军不断兵败，沦丧贵州全境，令清军直扑昆明。
举朝惊惶失措，纷纷指斥定国弄权误国，残害忠良，定国悲愤的说：“兵败至此，固难辞其咎，然自受封晋王，我立志于摧大敌、扶弱主、垂名于万世!何有一日贪私?我之忠心，唯天可鉴。”悲愤之余，定国上表请求免去职务，永历帝加以安抚，降三级，但仍掌军权。
清军节节逼近，昆明危急，定国本想迁都至四川建昌，避开清军主力，转入敌后，会同夔东十三家的军队另创局面。可惜，又为奸臣蒙蔽，错误的选择了退守滇西。此举让南明军彻底失去了斗志，军心涣散，撤退时组织零乱，不少部队投降了满清。
1659年(顺治十六年)二月，清军渡过怒江逼近腾越州(今云南腾冲)，这里是明朝西南边境，径隘箐深，屈曲仅容单骑”。李定国估计清军屡胜之后必然骄兵轻进，决定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盘山沿羊肠小道两旁草木丛中设下埋伏，以泰安伯窦名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武靖侯王国玺为三伏，“埋地雷谷中，约曰：敌尽入，初伏乃发;然地雷，二、三伏乃发。首尾击之，敌尽矣”。埋伏的6000军队携带预先制作的干粮，以免造饭冒出炊烟被清军察觉。
部署已定，清满汉军队在吴三桂等率领下果然以为明军已经望风逃窜，逍遥自在地进入伏击区。正在这一决定胜负之际，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叛变投敌，把定国设下埋伏的机密报告吴三桂。三桂大惊，立刻下令已进入二伏的清军前锋后撤，向路旁草木丛中搜杀伏兵。明兵因为没有得到号令不敢擅自出战，伤亡很大。
窦名望迫不得已下令鸣炮出战;二伏、三伏军从也应声鸣炮，冲入敌军，双方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清将固山额真沙里布等被击毙，明将窦名望等也战死。李定国坐镇山阜之上，听见号炮次序不对，知道情况有变化，派后军增援，终于击败吴三桂所统来追清军。但因兵将损失严重，决定离开腾越州(今云南腾冲)，令定朔将军吴三省断后并收集溃卒，自己率领主力前往孟定。
磨盘山战役是李定国统率明军给予占有明显优势的清军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清廷因损兵折将大为恼怒，于顺治十七年六月惩罚统兵将领，多罗信郡王多尼罚银五千两，多罗平郡王罗可铎罚银四千两，多罗贝勒杜兰罚银二千两，都统济席哈革一拜他喇布勒哈番并所加级，副都统莽古图、傅喀、克星格也受到处分，征南将军赵布泰革职为民。
从清廷对三军主帅的处分情况来看，磨盘山之役战斗十分激烈，清军的伤亡肯定相当大。李定国在兵势已如强弩之末时，仍然能够组织和指挥这样一场勇猛的阻击战，证明他不愧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追剿清军在进抵永昌、腾越、南甸土司一带之后，由于粮草难于接应，在这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前后撤回省会昆明。当时，南明军队为数尚多，分别退到边境地区。据清经略洪承畴疏报：除了李定国、白文选、祁三升、沐天波、高文贵、靳统武、杨武、梁杰、吴子圣、吴三省、郭尚贤、王国勋等在云南迤西边境地区外，还有广国公贺九义带领伯、将军、总兵李承爵、雷朝圣、黄元才、王三才、张国用、赵得胜、杨成、彭应伯、何起龙、阎惟龙等部从临安府撤至“沅江府边外(当为元江府)”;“又有伪将军都督邹自贵、马得鸣等领残贼奔逃于顺宁府边外;再有伪伯李如碧等领残贼奔逃于云龙州边外;又伪伯廖鱼等领残贼奔逃于澜沧边外;又伪国公马宝、马惟兴、刘镇国、高启隆等领残贼奔逃于丽江边外。是云南迤西及迤东接界俱所在有贼，所在需兵，先事防备，临时进剿，实为今日至急要著”。只是由于明军撤退时似乎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兵将虽多，却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指挥系统失灵，难以集中兵力对入滇清军展开有效的反击。
磨盘山撤退后，李定国率领部分军队向南撤退，崎岖于云南边境地区。永历帝则被迫进入缅甸，双方失去了联系。清军入滇后，常常屠城，大肆奸淫掳掠，引起云南各族百姓的无限愤慨，定国遂号召各族百姓，联合抗清，一时间，各处少数民族的抗清活动如星火燎原，此起彼伏，对入滇清军造成很大打击，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同汉族百姓一道为反抗满清的民族压迫不惜流血牺牲，面对强敌奋勇拼搏至死不悔的斗争精神难能可贵。
处境日益艰难，义军接连失利，要使抗清大业延续，唯有接回永历帝，重树大旗，团结各抗清力量。于是，李定国积极联络逃入缅甸的永历朝廷，并亲率大军至缅甸迎接永历帝，然而，此时的永历帝被清军吓破了胆，再也没有了收复山河的雄心壮志，而甘心苟安于缅甸的庇护之下。
缅甸人出尔反尔，多次袭击李定国军队，定国忍无可忍，与缅甸军队发生冲突，以少胜多大破十万象军，缅甸人闻风丧胆。
永历帝竟下诏命定国撤军。定国望诏凄怆，叹道：“大明亡矣。”部将乘机指责永历帝不义，劝定国为自己打算，投降满清。定国怒道：“自受大明之封爵，我便是大明之臣子，为人臣者不为人谋，可乎?今社稷狞沦，主上托于异邦，为臣者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焉能为一己之安，背宗弃祖，剃发受辱，投降满狗。”将士闻言，无不泣下。定国再劝不果，无奈退兵，但仍盘桓在中缅边境，希望等到永历帝回心转意的一天。缅人却从此记住了李定国，直到乾隆时提起这个名字，仍有人为之胆裂!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清军迫近缅甸，国王大惊，送出了朱由榔父子，以避免本国卷入明、清之战。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永历帝被吴三桂派人在昆明一小庙内，用弓弦勒死。永历帝和太子被清军俘获的噩耗传来时，李定国伤心备至，捶胸大哭。他感到拥明抗清的旗帜既倒，再无回天之力，部下兵马由于驻扎在人烟稀少地区，粮食医药不足，病死了差不多一半。
定国自知复兴无望，愤郁不已，五月十五日撰写表文焚告上天，“自陈一生素行暨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每读到此必泪流满面)
六月二十一日，李定国四十二岁生日时，获闻永历帝驾崩，李定国大哭道：“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从此一病不起，六月二十七日死于景线。定国临终前，托孤于部将平阳侯靳统武，命世子李嗣兴拜统武为养父，叮咛道：“宁死荒徼，无降也!”一代豪杰终于赍志以殁。
李定国去世后，部下将领失去了归依的核心。不久，靳统武也病死，刘文秀世子刘震等领兵归附清朝。李嗣兴也未能恪遵定国遗教，于康熙元年九月拜表投降清朝。西南明军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遂以失败而告终。
李定国壮志未酬，后继无人，但部下仍有数千人不降，聚于阿瓦河东百里，称为“桂家”。勐腊各族人民亦奉李定国为神，过晋王墓均膜拜。并于后山复建“晋王庙”，每年春节进行隆重祭祀。“李晋王”的英名与传奇在滇黔川桂地区代代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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